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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杯滚球

2020-09-29欧洲杯滚球34788人已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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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复杂的是中间的情况。让我们来看两个我遇到的真实的例子,读者就会对风投的决策过程和股价方法有了解。在信息时代,微软向全世界证明了计算机软件可以独立于计算机硬件系统成为一个赚钱的行业。同时(在企业级市场上)证明这一点的,就是甲骨文公司。在甲骨文和微软以前,计算机软件必须随着计算机硬件一起出售,无论是大型机公司IBM,还是小型机公司DEC和惠普都是如此。而IBM公司的商业模式以前是,今天仍然是硬件、软件加服务的捆绑销售。过去要想用IBM的系统,必须买IBM的硬件,外加每年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额服务费,它的软件不单卖。甲骨文公司尝试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并很快获得成功。这种商业模式今天说起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就是一次性卖软件的使用权,而这在当时是对IBM商业模式颠覆性的革命。这样用户不再需要每年向IBM等公司缴纳高额的服务费了。甲骨文公司看中了当时市场最大的数据库软件,开发出和IBM相抗衡的SQL数据库系统,很快靠“卖软件”的方式占领了市场,并且仅仅依靠数据库系统一种应用软件就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软件公司。后来就连IBM也学着甲骨文卖软件了。甲骨文成功后,硅谷很多人纷纷效仿办起了各种各样的软件公司,包括很成功的做Photoshop的Adobe和财务软件TurboTax的Intuit(Google的邻居)。虽然很多基于PC的应用软件的公司都不断的被微软挤垮,但是总是不断有新的冒出来并且成长壮大。而企业级的软件公司由于和微软的冲突较少,更容易生存下来。摩托罗拉和AT&T衰落的原因正好相反。AT&T由于没有一个能控股的股东,没有人觉得公司是自己的,并为它的长远利益考虑,于是董事会的短视和贪婪断送了它。而摩托罗拉相反,一直由卡尔文家族控制,卡尔文三世很想把它办成百年老店,当然不会出现AT&T拆了卖的败家子行为,但是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无能力迎接信息革命的挑战。因此,摩托罗拉这个贵族式的公司不可避免地没落了。如果当初摩托罗拉的领袖是盖茨或者通用电气的韦尔奇,它也许就不会是今天这个结局了。我在前面多次强调公司领导人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摩托罗拉的兴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欧洲杯滚球在研究方面,郭士纳将研发经费从营业额的9%降到6%。以前的IBM实验室很像贝尔实验室,有不少理论研究,郭士纳砍掉了一些偏重于理论而没有效益的研究,并且将研究和开发结合起来。一旦一个研究项目可以实用了,他就将整个研究组从实验室挪到产品部门。到后期,他甚至要求IBM的所有的研究员必须从产品项目中挣一定的工资。这种做法无疑很快地将研究转化成产品。但是这样做无疑会影响IBM长线研究和基础研究,为了弥补这方面的损失,IBM加强了和大学的合作,在几十所大学开展了科研合作或者是设立了奖学金。

欧洲杯滚球在斯坦福大学这类的例子非常多。大学对教授办公司非常理解和支持。只要一个教授能完成教学任务,并且发表足够多像样的论文,斯坦福并不限制它的教授到外面的公司兼职,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全时离开学校创办公司或者在公司里担任要职。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轩尼诗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八十年代他在发明了精简指令集(RISC)的处理器MIPS后,便合伙创办了MIPS公司。在以后的多年里,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办公司上,而不是在斯坦福的教课和搞研究。几年后,MIPS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来又卖给了它最大的客户SGI公司。轩尼诗本人才从工业界抽身出来,回到斯坦福担任了工学院院长。经过在工业界的一番闯荡,轩尼诗成为了难得的管理人才。几年后,他开始担任斯坦福的校长直到今天。现在,轩尼诗仍然是Google、思科和另一家上市公司Atheros的董事。如果说微软是善于便市场优势为技术优势,思科则是反过来,它通过自己的研发和收购,变技术优势为市场优势。虽然华尔街把阿尔卡特-朗讯和加拿大的北电也算做了思科的竞争者,其实这两个以程控交换机见长的公司和思科不完全处在同一个领域,基本上威胁不到思科。而且思科一家的市值超过其它传统通信设备公司的总和。电子产品主要是由CircuitCity和百思买(Bestbuy)这样的电器连锁店代销。这些店会提供一般百货店没有的对于大电器的售后服务。可是,今天PC机基本上是开机就能用,报废以前不会坏,不需要什么服务。惠普后来加强了和美国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以及最大的会员店Costco的合作,将惠普的PC机直接放到这两家店的货架上。在短短的几个季度内,惠普的市场占有率就超过Dell,居世界第一位。

从太阳公司到RealNetworks,都在短短的几年到十几年时间里走过了从无到有,再到顶点然后迅速衰落的过程。虽然它们最终败在了微软的手下,但是它们的衰退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原因(Novell自身的原因少一些)。如果它们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它们就能在与微软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或者竞争的成败甚至都不是很重要。这些公司对我们这个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们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这些曾经辉煌的公司薪尽火传。今天苹果公司的iPod和iTunes就有RealNetworks播放器和在线下载的影子。今天Google的云计算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当年Novell(和Oracle)的网络PC。网景的浏览器已经是历史,但今天蓬勃发展起来的火狐(Firefox)可以说是它的翻版。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失败是成功之母,IT行业的精英们不仅没有再犯前人的错误,而且做得比前人更好。从这两个方面讲,我们都应该感谢这些只有短暂光辉的公司。任何一个公司的创办都离不开资金。传统上创业资金的合法来源只有两种渠道:一种是靠积累(比如继承遗产或者是自己多年的积蓄),第二种是靠借贷(比如从家人、亲戚和朋友那里凑钱,或者从银行抵押贷款)。如果要求创业者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创业,很多人可能会知难而退,更何况最喜欢创业的年轻人恰恰是积蓄最少的群体。从银行贷款必须要有财产可抵押,对于有房子的人来讲最值钱的就是房子,但是房子一旦抵押出去很可能赎不回来,自己便无家可归了,而且不是人人都有房子可抵押。因此,年轻人要通过这两种传统的方法获得创业资金很不容易。这样,资金就成了创业的瓶颈。在很多国家,包括几乎整个欧洲,很少能看到新的公司兴起,原因就是没有人愿意提供创业的资金。上面这个例子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情况,该公司的发展一帆风顺,每一轮估价都比前一轮高,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不少公司在某一轮风险投资资金用完的时候,业绩上并没有太大的起色,下一轮融资时估价还会下降。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在这样一家半导体公司工作,他们花掉了近亿美元的投资仍然不能使公司盈利,这样必须继续融资,新的风投公司给的估价只有前一次估价的三十分之一,但是创始人和以前的投资人不得不接受这个估价,以避免公司关门,那样他们的投资一分钱也拿不回来。欧洲杯滚球要夺回市场份额,最根本的办法是改造自身,提高竞争力,IBM的郭士纳和英特尔的格罗夫,包括惠普后来的CEO赫德就是这么做的。但是,这需要有真本事。而最简单、最快的方法是买市场,即买入一家公司。菲奥莉娜是公司并购的行家里手,她看中了当时还占微机市场份额第二、但是江河日下的康柏公司。菲奥莉娜的提议遭到了包括惠普两个创始人家族在内的反对。不少股东担心本来已经盈利不佳的惠普,再背上一个亏损的康柏,最终将拖垮惠普。当时Dell占美国微机市场的31%,而康柏加惠普占37%。菲奥莉娜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合并打造世界最大的微机公司,形成对戴尔的优势。其实,惠普在和Dell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的根本原因在于,惠普的问题是资金周转不够快。Dell的资金一年大约可以周转两次以上,而惠普只有一次。也就是说,即使Dell的利润率只有惠普的一半,它也可以获得和后者相同的利润。这样,Dell计算机降价的空间就很大,很容易占领市场。显然收购康柏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先谈谈IBM的基因。IBM无论是在老华生执掌的机械时代,还是在小华生接管的电子时代,它的客户群基本上是政府部门、军方、银行、大企业和科研院校,它从来没有过经营终端消费型产品(consumerproducts)的经验,也看不上这类产品。以往,IBM卖计算机的方式是和大客户签大合同。八十年代的计算机,除非是专业人员,没有人玩得转。因此,IBM从来将计算机和服务绑在一起卖,至今也是如此。IBM一旦签下一个大型机销售的合同,不但可以直接进帐上百万美元,而且每年还可以收销售价10%左右的服务费。等客户需要更新计算机时,十有八九还得向IBM购买。这样,它每谈下一个合同,就可以坐地收钱了。因此,虽然IBMPC在外面的反应很好,在公司内部反应却冷淡。IBMPC第一年的营业额大约是两亿美元,只相当于IBM当时营业额的1%左右,而利润还不如谈下一个大合同。要知道,卖掉十万台PC可比谈一个大型机合同费劲儿多了。因此,IBM不可能把PC事业上升到公司的战略高度来考虑。两年后,该公司的样品研制成功,并获得东芝公司的订单,同时请到了前博通公司的COO比尔出任CEO。比尔进入了董事会,并以每股三美元的价钱获得100万股的期权。当然新来的员工也用去一些未分配的股票。这时该公司的股价其实比红杉风投投资时,已经涨了两倍。比尔到任后,公司进一步发展,但是仍然没有盈利。于是,董事会决定再一次融资,由红杉风投领头协同另两家风投投资一千五百万。公司在投资时作价一亿五百万,即每股五美元。现在,该公司股权变为:公平地讲,摩托罗拉的手机仍然是同类手机中信号最好,最可靠的,作为只用手机打电话的我,在使用过各个厂家的手机后,还是最推崇摩托罗拉的。但是,在亚洲,手机不仅仅是一个电话,它是个人通信的平台,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有人在上面镶上钻石作为身份的象征。(这有点像两百年前欧洲人的手杖,其实不是为了支撑身体。)在满足后者需求上,诺基亚和以三星为首的亚洲做到更好。九十年代后,美国汽车制造业受到日本公司(主要是丰田和本田)的冲击,江河日下。这本来正好是通用汽车公司出售汽车品牌(比如它的卡迪拉克当年还是很值钱的品牌),转型到电子和航天领域的好时候,但是,通用汽车却做出了相反的决定,不断出售赚钱的电子部门,用获得的现金来补贴它毫无翻身希望的汽车制造,这无异于杀鸡取卵。一九九七年,通用汽车将休斯公司的国防工业部门,包括飞机和雷达技术部门卖给了军火商雷神公司(Raytheon),2000年,又将卫星制造业务卖给了波音公司,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听说长城火箭发射休斯卫星的新闻了。2003年,通用汽车将休斯剩余的部门包括最大的业务DirectTV卫星电视卖给了默多克的新闻集团(NewsCorp),作价仅二百亿美元。至此,通用汽车从世界卫星和通信技术领域彻底消失了。

从财务和税务上讲,风险投资和传统的私募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类似,但是它们的投资对象和方式完全不同。私募的投资对象大多数是拥有大量不动产和很强的现金流(CashFlow)的传统上市企业,这些企业所在的市场被看好,但是这些企业因为管理问题,不能盈利。私募基金收购这些企业,首先让它下市,然后采用换管理层、大量裁员、出售不动产等方式,几年内将它扭亏为盈。这时或者让它再上市,比如高盛收购汉堡王(BurgerKing)后再次上市;或者将它出售,比如Hellman&Friedman基金收购双击广告公司DoubleClick,重组后卖给Google。运作私募基金要求能够准确估价一个问题重重的公司、具有高超的谈判技巧和资金运作本领,但是最关键的是要能摆平劳工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蓝领的工人和工会(因为私募基金一旦收购一个公司,第一件事就是卖掉不良资产和大规模裁员)。从这个角度上讲,私募基金是在和魔鬼打交道,但他们是更厉害的魔鬼。这种付款方式要安全得多,其好处是易见的,当网上购物的发展起来后,其推广的条件便具备了,不需要培养市场。而每年十几万亿美元的交易,对PayPal来说几乎是无穷大的发展空间,尽管PayPal现在每年以30-40%的高速度发展,到2007年仍然只有40亿美元左右的交易额,发展空间很大。所以PayPal这个题目是一个可以在很长时间内高速发展的生意。PayPal在技术上虽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但是它的商业模式却是革命性的。信息科技公司通常用很短的时间就达到了传统公司半个世纪才能达到的市场规模。英特尔和微软从上市起用了十年的时间确立了它们在微机领域的霸主地位,并达到百亿产值,而思科上市后只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就主导了网络硬件的市场,并达到百亿产值。Google更是在上市的第二年就超过了雅虎一跃成互联网的老大,第三个年头就进入了百亿俱乐部。曾几何时,摩托罗拉就是无线通信的代名词,同时它还是技术和品质的结晶。甚至就在二十年前,摩托罗拉还在嘲笑日本品质的代表索尼,认为后者的质量只配做体育用品。今天,虽然摩托罗拉的产品从品质上讲仍然傲视同类产品,但是就像一个戴着假发拿着手杖的贵族,怎么也无法融入时尚的潮流。

菲奥莉娜当时的另一个指望是,卖打印机后一劳永逸地挣墨盒钱。这个策略也没有行得通,这里面有除了技术和商业的因素,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就是来自亚洲制造的冲击。现在,中国制造似乎成为了一个时髦的词,因为中国为世界生产从玩具、服装到家电等各种消费品,甚至包括Burberry和Armani在内的奢侈品。但是,这里我想讲的亚洲制造并不是指欧美在亚洲进行外包加工(比如台湾的郭台铭),而是指像亚洲人自己的公司在一些产业上彻底替代欧美公司,比如丰田、本田代替通用汽车和福特,联想替代IBM等等。很不幸,惠普是亚洲冲击的牺牲者。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工作都是山姆和强尼做的,两个人各占未来公司的50%股权和投票权。迪克加盟后,三个人商定,如果迪克制定出一个商业计划书,他将获得20%的股权,山姆和强尼将减持到40%。迪克经过调查发现,山姆和强尼的发明在高清晰度家庭娱乐中心的前景十分可观,于是制定了可行的商业计划书,并得到了20%的股权。三个人到目前为止对今后公司的所有权见下表。欧洲杯滚球IBM的小华生看到了计算机在今后社会中将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决定投资发展计算机,并请来冯·诺伊曼做顾问。IBM还请来了很多工程师,并且把麻省理工学院作为它强大的技术支持。小华生将IBM的研发经费从他父亲时代的3%增加到9%。到六十年代,IBM生产出著名的IBM360为止,IBM在计算机研制和生产上的总投入高达5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马歇尔计划的三分之一。小华生上台后短短五年,就将IBM的营业额提高了三倍。在小华生执掌IBM的二十年里,IBM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30%,这在世界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他的父亲也没有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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